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它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在对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当时美国政府、教会以及民间人士并不一致。
众所周知，尽管在上个世纪支教，美国两次发表了“门户开放”宣言，但实际上维持一个受不平等条约约束的中国的存在，对美国政府还是有利。从美国国家利益言，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一个与自己有着这种“条约”关系的国家为敌的反对势力。因此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在华既得利益，无疑不会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不可能像美国公众那样比较实事求是地肯定和赞扬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史学家始据史实指出，美国的政府当时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茫然无知，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傲慢态度。
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很早就受到美国的注意。与美国官方关系密切的在华基督教会组织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1896年就曾就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予以报道，谴责孙“鼓煽狂言”“谋为不轨”，并攻击孙在获释后“且敢连篇累牍刊录西报，谤毁星使，不遗余力，种种悖谬，其罪亦重”。对于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起义，《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撰文咒骂：孙中山就已是“斯世之罪人”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他竭力争取列强承认，但遭到冷遇。美国公使仍然认为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否控制局势是大可怀疑的”，而吹嘘袁世凯是“当今中国最强有力的人”。对新成立的革命政权，在美国官方和部分传教士眼里完全是不值一顾的。
相反，美国公众通过媒体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热情的支持，盛赞“起义军组织严明，供给良好，外国人受到保护”等。《圣路易斯邮报》并指出，美国公众大多数人都希望辛亥革命可为“整个亚洲的复苏指明道路”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在1911年11月的《教务杂志》上写道：“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显现。”两个月后这家杂志写道：“与过去腐败的陈旧制度的决裂预示着新生活的到来及其力量，这种新生活注定要使这个国家兴起，并改造这个国家，从而有一天把它置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的行列。”
在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漠视甚至敌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同时，赛珍珠出身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家庭，一直到1931年才辞去传教士职务们。作为传教并生活在镇江的赛珍珠一家表现如何？笔者做了一些梳理，或可补史籍之缺。
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
1960年第五期的《文学评论》刊载了徐育新的一篇题为《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文中引用了赛珍珠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说的这样一些话：“我现在相信，孙中山在急迫中推翻清朝的时候，不应该把政府形式也一起推翻了，王座应该维护，制度应该保持，改革则是在这个框框之内进行。”又说：“在他们传统的家庭制度中，每个人，男人、妇女、小孩都属于一个家庭，每一家庭又对家族内的每个人负有责任，这种传统的家庭制度是当代一种新式民主的健全基础”。徐育新认为“拿这两段话结合着赛珍珠所宣扬的封建性和奴性以及他的新人物来看，我们就明显地看到他所谓的以传统家庭制度为基础的当代新式民主，不过是她梦想的殖民地的政治、社会的反动幻景而已。”
徐文发表时，赛珍珠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还没有中译本，徐先生也没有注明具体出处。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中译本，取名《我的中国世界》。笔者细读全书并找到两处言论后发现，赛珍珠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直给予支持与肯定的。鉴于当时特殊语境，徐育新未免断章取义。因为他引用的赛珍珠两段话并不是一个时期的，前者是赛珍珠目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偶感而发；而第二段话是侨居中国时赛珍珠对中国家族制度的赞许，两者绝可能“同日而语”。
辛亥革命发生之时，赛珍珠19岁，正在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林奇葆的梅-康女子学院读大学二年级，她从镇江家庭的来信和美国的报纸中，她对中国国内发生的这场颠覆式的运动表示惊奇——“我在美国上大学期间，中国出了一些大事。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时局非常混乱。”“我一直对1901至1911年间中国发生的事情避而不谈，而我正是期间在中国长大。回想起来，那些年是多么不同寻常，多么令人捉摸不定。”（112页）作为班长和经常参加全校演讲的学生精英，她高度关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她在自传中说“我独自看着母亲的来信，想着她在信中栩栩如生地加以描述着的中国的变化。我把这些变化装进脑海，准备回到中国时，再去正视他们。”（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