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拯救的途径首先是保持自身的纯良的天性，有向善的灵魂，这正是奥列佛误入贼窟以后仍能得救的原因；其次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人生的战斗》中姐妹俩为了对方的幸福都宁愿牺牲自己，最终双双获得幸福；再次是有天使或圣徒般的富有爱心的人相助，《老古玩店》中的小耐儿，《董贝父子》中的弗洛伦斯，《小杜丽》中的小杜丽，《双城记》中的露丝等都是这类形象，她们的温情把冷酷的人间改造成了天堂。
赛珍珠的救世情怀没有狄更斯这么多的层面，她并没有用基督教拯救人性的打算，但在社会拯救方面却复杂深刻。出于对其他民族文明的理解和尊重，赛珍珠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中国人有儒家思想作为伦理纲常，他们中的许多非基督徒同样具有高尚的品质，不需要传教士把自己信奉的东西强加于人，更不需要基督教普救众生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她的创作就因没有使用传教士的视角观察社会而受到美国教会人员的指责。赛珍珠看惯了父亲那类海外传教士试图救赎异族人灵魂时所遭遇到的尴尬，对他们的传教动机也有所怀疑，所以她不相信基督教有拯救人性的力量。比如她在《战斗的天使》中谈到父亲立志当传教士，只是出于自卑，要在信徒中找回自信；短篇小说《晏神父》中的意大利神父远离祖国，来中国传教，只因心爱的女子要嫁的是自己的弟弟。他们来到异国后同样得不到理解，当听众对赛兆祥的布道感到不耐烦，纷纷离席而去时，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出于对这个苦口婆心的传教士的同情，转身劝大伙儿别惹这位好心的洋人生气，他来中国传道，是为了将来能到天堂里享福，大家要帮帮他。《大地》中阿兰把耶酥受难像当作结实的纸纳进鞋底；《分家》中的王源在异国参加礼拜却一无所获；《群芳亭》中的吴太太只因同情孤单的白人修女夏小姐，才允许她常常上门来为自己祈祷，夏小姐却误把她内心的怜悯当成自己祈祷结出的善果；《龙子》中教堂女工劝避难的人吃教堂里提供的饭：“你吃了，就是做了件好事，是在帮助我们的外国女主人进天堂。”被传道者这种反宾为主的心理，是对传道工作的******讽刺。如果传教确实能拯救人性，那也是对自己精神的拯救。《群芳亭》中的吴太太从安德鲁那里接受了基督教思想，她终于在对别人无私的爱和帮助中找到了自我的真正价值，走出了自私、狭隘的自我，获得新生；《战斗的天使》中安德鲁更是靠传教支撑了整个生命。
赛珍珠的救世情怀更多地体现于对社会的拯救，即建立一个人间乐园。赛珍珠对来世和天堂的淡漠态度，除了受到狄更斯的影响外，还有可能受到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重现世思想的影响。她把父亲那种不切实际的救世观改良为救拔困苦中的人们的实际行为，成了一个尘世的传教者。她认为，当一个人饿着肚子时是不能和他谈灵魂拯救问题的。她首先通过笔下的人物体现这种思想：王源拒绝接受基督教，但却执著于将学到的西方农业科技知识带回国来帮助农民改造生产；《同胞》中的詹姆斯把自己的医学知识用于为同胞解除病苦，改变他们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年轻的革命者》中作者干脆直接将一个外籍战地医生当做“基督”，把基督从神的宝座上拉到人的位置上；吴太太在安德鲁死后，继续抚养他收养的孤儿，支持三儿子峰镆到农村创办平民教育。在实际生活中，赛珍珠也一直以传教式的热情来兴办各种慈善事业：从1932年开始，她就开始了反对种族歧视、支持黑人民权运动的社会活动，虽然她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却是公认的男女平权运动的主要代言人。饱经风霜饱经风霜的中国老百姓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同时，她还谴责英国的殖民统治，声援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她晚年，写作和慈善事业成为她的两项主要工作，她执著于全人类的福利事业。1949年，她建立起一个为孤儿寻找领养家庭和父母的机构――“欢迎之家”，主要收留亚美混血儿和少数民族的孩子。她支持中国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工作，以访谈录《告语人民》宣传他的伟大事业。所以，她的救世观更多是物质形态的，而非纯精神的形态。
赛珍珠和狄更斯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在宗教观念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赛珍珠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妻子，本身又担任教会的教职，对于基督教她显然无法回避，而作为一个对异族文明有过人体察的作家，她又无法完全接受海外传教者的立场。在这种孤独的处境中，她从自己的精神导师狄更斯身上找到了归宿。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离我们已比较遥远，但他们的宗教观念却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在不断呼吁文化宽容和宗教对话的今天，研究他们的宗教观念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