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出版后，当年在美国就印了一百多万册，同年被改编成话剧广泛演出；次年即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１９３６年被米高梅公司改编成电影。１９３７年１月底，《大地》在美国公映后，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影片的票房收入都很可观。据电影史专家估计，影片共计售出了两千五百多万张票。《大地》还获得了几项奥斯卡奖提名，奥地利演员路易丝·赖纳(Luise Rainer )因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阿兰，以“富于异国情调的美貌及表演动人心弦、催人泪下”而获１９３７年奥斯卡******女演员奖。
《大地》公演期间恰值中日战争，大量关于日军在华暴行，如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的报导也纷纷传回美国，激起美国人对侵略者的义愤和对反侵略者的同情。
１９３８年，《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地》能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与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密切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临的乱世中，沟通各种族间和理解乃众望所归。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１日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２０周年纪念日，纽约等地正在筹备以反战为主题的各种庆祝活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转播了斯德歌摩发来的通知，宣布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早已赢得反国际暴力和极权主义的强有力代言人的地位。她的小说、各类散文和演讲，代表着自由民主、自我意志、意识形态范围里的以及种族间的宽容，她曾游说美国政府，对法西斯的受害者伸出援助之手，并募捐了成千上万的战争求援款。在那个左右两翼作家均倡导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的时代，她的行为具榜样力量。《时代周刊》上有人这样评述，“她作品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其文学意义的范畴。”而且，赛珍珠在讲座或政论性的文章中评述中日战争时，她的立场总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一方。因此授于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客观上起到了扬民主主义，抑法西斯主义，争取全世界人民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赛珍珠在《大地》获奖后收到的贺信贺函中，有些作家暗示了该奖明显的政治倾向，比如诗人阿瑟·大卫逊·费克在其打印信函中又手书一行：“日本人肯定对这个奖恨得要命！！！”。
西班牙反法西斯妇女全国委员会也从巴塞罗那发来了贺电。
１９３８年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７０年的统计资料，《大地》英文本一共印行了七十多版次,印刷几百万册；赛珍珠的作品共有一百多种(许多是畅销书)被译成世界上一百四十五种文字，居被译成外文的美国作家之首。
１、杨朔，当代著名作家。“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惊醒了他的诗人梦，“时常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耳边上轰隆轰隆响着敌人的过路坦克”，就象“从胸口碾过”，“心都碾碎了”。他针对日军建立伪满洲国，侵略、分裂中国的阴谋，有计划地选译美国作家赛珍珠描写中国的小说《大地》部分章节，登载于《大同日报》副刊，不久，被日军新闻检查机关勒令停载。
２、１９３３年之秋，我从美国的《亚细亚》(Asia)杂志上，读到赛珍珠署名的小说《二妇人》，觉得很动人。她描写东西方的两个妇人，完全是两种形态。西方的开放型，东方的封闭型，使我沉思起来。“东方和西方”，确实大不相同，英国作家鲁耶尔·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就说过东西方难免是“永远碰不到一块儿”的话，赛珍珠也有此感觉。虽然如此，可是两位作家偏偏又都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企图架起桥梁来。
那一年，我将这篇小说《二妇人》译成了中文，寄给了天津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文艺栏。其时，那一栏目是由沈从文先生主编的。承他采用了。
只不过五年之后，到了一九三八年冬天，赛珍珠就得到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这时，日军大举侵华，上海已经沦陷，南京遭受到了残暴的日军的大屠杀和肆意的蹂躏。我想，诺贝尔文学奖金之所以在那年奖给了她，主要是因为全世界都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想方设法要给中国的精神上的激励和道义上的支援，当然也因为她确实给我们写了十来本关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书，包括她得奖的有名的三部曲。她写得不比我们的最好的作品差，但比我们最好的作家写得多得多。这是一件大好事。 （徐迟《纪念赛珍珠》）
３、一位曾在中国工作的永山央日本老人的回忆：我在中学的时候，读到了赛珍珠著的《大地》(日文版)。记得当时的感觉是：中国的百姓都很善良啊！但是，这种感觉却是和当时日本政府的宣传相悖的。在日本，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只知道中国人敌视日本，为了保护生活在“满洲国”的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所有的日本人都应该应召入伍，随时为日本而战。
我真希望自己能到中国看一看，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
（凤凰周刊《日本义子和他的中国母亲》）
４、《大地》震撼了西方人的心灵，引起了广大西方人对中国的同情和关心。中国人民的朋友海伦·斯诺夫人说，她就是在读了《大地》后才决心来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募捐委员会主席写信感谢赛珍珠，说许多募捐者看了《大地》后才了解中国而慷慨解囊。
（于曰良《赛珍珠与她鲜为人知的南京情结（金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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