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1910年)随父亲回美国的漫长旅途中，这个在中国长大的“害羞的女孩”与她的父亲之间有一次对她的年纪来说显然有点早熟的交谈。她不理解她心中的祖国为什么也会被包括在“列强”之列，受到养育她的中国声势浩大的仇视。与其他强霸的国家不同，她辩解说，美国没有在中国圈立租界，美国又将庚子赔款用来资助留学的中国学生，美国还在中国建立了那么多的医院和学校，美国还为遭受饥荒的中国灾民提供了那么多的援助和救济。
听完女儿的辩解，父亲心平气和地说：“永远不要忘记传教士并没有接到过中国人民的邀请。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责任感来到了这里。因此，中国人民并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那只不过是尽了我们自己的义务……我们的国家在中国没有租界，可是别的国家圈立租界的时候，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何况，我们也的确从不平等的条约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逃脱最后的清算。”
这个在女儿的眼睛里像是“一座冷漠的纪念碑”的父亲就这样将自己“害羞的”女儿带到了更深的羞愧之中。这烙印在灵魂深处的羞愧必然会让这个孩子更深地理解养育了她的中国的大地和人民，并让她将来(也许有点太多)的写作带上永不磨损的标记。
赛珍珠的小说不可能激起我的敬意，但是她的传记却引起了我的一些兴趣。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出版于她彻底离开中国20年之后的1954年。这个在中国生活过40年并且(颇遭非议地)“因为中国”而站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美国人在这部传记中为读者打开了可以同时观赏“几个世界”的窗口。
她用不少的篇幅谈论她童年世界里的那座“冷漠的纪念碑”。她说，直到长大以后，她才开始慢慢地欣赏起她的父亲来。而在父亲70岁以后，她才能够完全领悟他的魅力。“是我而不是他的错让我们要等到这种年纪才能够互相理解。”她这样写道，“从前，他不知道怎样接受我的世界，我也不知道怎样进入他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起长大和成熟。”她很高兴他的父亲最后活到了他们“能够互相理解的年纪”。
据说，赛珍珠在性格和体格上都与她的父亲非常相像。谈到她缺乏幽默感的时候，她的传记作者曾经这样攀比：“她仍然是她父亲忠实的女儿，固执地相信严肃的问题必须严肃地对待。”
在赛珍珠自传的后半部分，她死去多年的父亲又有一次极为隆重的出现。他出现在她从年迈的瑞典国王手上接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刹那。“在那一刹那，我看到的不是国王的面孔，而是我父亲的面孔。”她在自传中“第一次公开”她16年前的那一次奇遇。她说甚至就连国王伸过来的手都与她父亲的手极为相像。当时她大吃一惊，几乎忘记了在领奖之后要“退回”座位(而不是背对着国王“走回”座位)的礼仪。父亲如此特殊的复活给这位忐忑不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安慰。
在她出版于1961年的《过路的桥》的最后，类似的幻觉再一次出现。她误以为冥冥中听到的一段神圣的声音来自她埋葬在“中国正中心的一座山顶上”的父亲。而在那本书的扉页上，赛珍珠引用了瓦莱里动人的诗句：
我只想躲避在自己的心灵中在那里，我可以尽情享受对他的爱
像她的父亲一样，赛珍珠一生充满了对中国的爱。她活了很久，却没有活到能够与中国“相互理解的年纪”。她显然对这种“相互理解”充满了幻想。她将这幻想刻凿在由她自己设计的墓碑上，那上面没有出现她的英文名字。也就是说，在生命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她将不再是脍炙人口的Pearl S.Buck，而只是备受冷落的“赛珍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