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赛珍珠是个精通中西方经典的知识分子，她拿起笔来采用的是大众化的途径，这个途径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她因而遭到文学精英的嘲笑，许多人认为她的作品缺乏文体风格上的细腻和巧妙，讽刺的力量，过分强调道德说教，更重要的是，太受大众的欢迎，因而不适合被授予诺贝尔奖。在她之后11年获奖的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经给朋友写信说他宁愿不获奖也不愿意和“中国珍珠夫人”（Mrs. Chinahand Buck）为伍。
赛珍珠的写作简练，形象，充满说服力的细节描写和细微的观察让她的人物栩栩如生。有的学者把她的风格和圣经的风格相提并论。她在传教士父亲的认真辅导下仔细研读圣经。有的学者注意到她的叙述弧线和她非常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格类似。她的散文有时候看起来矫揉造作不自然，但是这很可能是本能的从汉语直接翻译成英语的结果。不管怎么说，表达了她的人物内心的语言普遍性意识。
我第一次阅读《大地》（The Good Earth）是在1980年代，当时我是隐居的修女开办的女子中学二年级的学生。该书至少按我们的标准是引人入胜，充满悬念和奇遇的，很快就被农民王龙（Wang Lung）和他的大脚老婆阿兰（O-lan）的战争所吸引。她的生活就是从“大地”中挣扎着维持生活。自然灾害接连不断袭击他们，但是没有一个灾害的破坏性抵得上最后发财的副产品贪婪，欲望，无所事事。在学校里，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不久就被戏称为阿兰，因为她的9号鞋，以及我们用来形容喜欢和男孩子勾搭的女生莲花小妾（concubine Lotus）的名称。
在我看《大地》之前，对中国了解很少，但是该书把这个国家活生生带到我的眼前，让我想了解更多。几年后大学毕业，我在酒吧找到工作，积攒了足够的钱要到中国旅行一次。
阿兰和另外一个来自《大地》班上的好朋友。一件事接着另外一件事。我断断续续在中国生活了好多年，学汉语，工作，写作，最后嫁给了一个中国人。
赛珍珠除了写书影响像我这样的人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情。她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为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战争蹂躏的灾民募捐，反对美国表现出来的种族偏见，推动两国文化的相互了解。她公开反对美国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孤立中国的决定，警告说中国“决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可能”让台湾独立。
在此之前，她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热情称赞中国小说，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看看《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经典。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花费5年的时间把流传几百年的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该书曾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小说之一，1933年译文出版，书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由于对所谓的美亚混血孩子（Amerasian children）她自己创造的词）被认为是不适合领养的说法感到生气，她自己在1949年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国际的和不同种族的儿童领养机构“欢迎之家”（Welcome House），这个组织到今天为止仍然欣欣向荣，成为赛珍珠国际组织的一部分。她自己也领养了7个孩子。她还积极参与美国社会进步事业，尤其是争取妇女和黑人的平等权利。所有这些社会活动为她带来的声誉也带来了批评，因为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怀疑她是共产党同情者，一份关于她的FBI文件就达300页之多。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怀疑。政府官员知道赛珍珠反对共产主义认为它是外来的哲学在中国根本不能存在。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胜利仅仅一年后的1950年，一份文学刊物发表了一篇苏联文章的译文，题目是“赛珍珠：旧中国通的破产”（Pearl Buck: An Old China Hand Gone Bankrupt），文中谴责她的家庭背景，和错误的政治观点。她的书从中国的书架上撤下来，她的名字从中国的媒体上消失了，除了1960年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几个文学刊物上给她贴上“反动作家”“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赛珍珠了解这些攻击，但是她显然认为他们只是政治斗争需要，很快这些都会被忘掉。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宽容立场，就像当尼克松被允许访问的时候那样，可能不是因为对她政治态度的恼火，而是所有政治派别对她的作品的普遍看法。因为赛珍珠对中国的描写是实话实说，不是按照希望的模样来写。她不折不扣的诚实态度让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感到窝火和尴尬。
《大地》（The Good Earth）的第一批汉语译者（在30年代和40年代至少有8个不同的译文本）之一在前言中撰写了长文指责她丑化中国，并且巧妙地质问她是否有“白人优越论”偏见。受到广泛尊敬的作家鲁迅更加微妙地责骂，评论说描写中国总是要让中国人写最好。后来的知识分子都附和鲁迅的调子，含沙射影地说描写中国的作品的诺贝尔奖应该授予中国人（比如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