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塞林感到某种悲凉，他知道革命将无情地摧毁这样一个博大的文明。“中国曾经自由但将被奴役，人民的道德水准将要下降，暴徒将取代精英，除非中国，比欧洲与美洲更幸运，能够在最后一刻逃避革命的危险。”凯塞林乘船沿长江经上海离开中国，望着长江两岸的万顷平畴，他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中国”。他说：“自从我感悟出中国文明的精华，我便百分之二百地确信，中国文化的根命在于她的农耕。如果儒家学说不能表现这种质朴的自然状态的精神，它也不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的基干。
尧舜时代既已耕种这片土地的家族，如今依旧守在故土上，种祖先的土地说祖先的语言，他们安土重迁。农民生耕作在这片土地上，死安息在这片土地下。犁耕过的田野是诺大中国的摇篮。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偶尔有一两个农家子弟通过科举可能升到显赫高位，但大众依旧永远守在土地上。
我相信，任何人如果在中国农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都会深爱他们甚至尊敬他们。在他们身上依旧保存着父系时代的美德……”
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既是“感伤的旅行”，又是感悟的旅行。他的旅行日记，变成对一个即将消失在革命的动荡中的古老深厚的文明的祭奠。旅行结束之后凯塞林伯爵回到他爱沙尼亚的庄园，在宁静中思考，写作他的旅行日记，并一度试图去朝鲜半岛的一个寺庙里出家。旅行日记完成的时候，袁世凯称帝失败，军阀混战开始，凯塞林理想的那个和平、宁静的乡土帝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此时欧洲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发生的俄国革命将没收他的庄园，使他变成流亡者。
凯塞林伯爵旅行日记中描述的在田畴与墓碑间铺展的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想象中，具有某种代表性。首先是一种殊异的、遥远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形象，一个由庞大的农民人口组成的内陆农业帝国，黄种人、黄土，祖先崇拜，安土重迁，似乎永远轮回的生命，循环的历史，古老的凝固的文明，时间消失在空间中就像短暂的生活消失在永恒的墓碑间……这种形象对于西方人意味着两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一种是美学的，一种是历史的。
美学的意义在于，这种寂静平和的乡土中国的形象象征着某种超越性的、永恒的牧歌田园。因此，现代性批判的中国那种终古如一的文明特征，恰恰是其价值所在。认同这种意义的西方人，在现代主义的浪漫想象中，大多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或批判仇视，或冷漠视而不见。西方近代文明推崇的变革与进步的价值观念在此被悬置起来。因为他们在此认同并赞美的精神，恰恰就是一种文明停滞的精神。 历史的意义完全相反，它否定这种停滞的文明，认为所有这些征象，都意味着原始、垂死、野蛮，与现代文明对立并威胁现代文明的破坏力量。认同这种意义的西方人，他们同情中国的革命，但又怀疑中国革命的能力与前途。持这两种态度的西方人，不仅彼此之间对中国的传统与革命的看法不同，而且自身也经常出现矛盾。因为两种态度完全可能表现在一个人身上。他们经常在理智上赞同革命与进步，但在情感上又留恋那个田园中国。这种形象与同一形象两种相反的意义，始终贯穿着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跌荡起伏的过程。而其中真正的问题，倒不是现实的中国是怎样的，而是在西方人的集体想象中，中国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不管如何变化，始终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去过中国的人，在旅行只看到他想看到的、预知或预期中的中国，旅行家总是带着家乡的视野看待异域。没去过中国的人，在座椅上旅行，更可以无所顾忌地想象那个想象中的中国。凯塞林伯爵"看到"的那个乡土中国，正是西方现代文化理想中的那个乡土中国。它形成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传教士最初勾划出那个广阔的内陆的孔夫子哲学塑造的农业帝国的形象，哲学家又赋予其两种相反的意义，一种是伏尔泰与重农学派描述的孔教乌托邦，一种是黑格尔描述的死寂的单一性的空间帝国。如果尽一步分析凯塞林的旅行日记的中国部分，也可以看出他面对这个田畴与墓碑间的帝国的矛盾心态，正好表现出近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两种典型态度。他一方面留恋那近似永恒的质朴自然的黄土文明，另一方面又对它的被动性与死寂感到厌恶。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凯塞林伯爵的旅行是双重的，外在的旅行发生在中国的山川城廓间，内在的旅行则在文化记忆中追索体认西方集体无意识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已经变成原型，决定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
我们研究西方不同时代中国形象的沿承与变化，实际上始终在两维坐标上进行。一维是中国的历史与中西关系的历史，一维是西方文化心理中的中国形象原型。我们发现，中国的现实中历史以及中西关系的变故，可能影响到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所谓的"宗"，就是西方文化心理形成的那个关于中国形象的原型。该原型及其相反的两种意义的变体，以现实历史的变故为触机，反复在不同时代的文本中表现自己。从而形成了一个原型自身的演化过程，结构的因素被历史化了。而不同时代的有关中国形象的文本，可能复杂多样，但是，只有那些表现原型的文本，才会作为素材在那个时代典型的中国形象中保留下来并传播开来。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原型，具有自身的历史，它在不同时代选择不同的典范文本，作为原型的表现形式。如《马可·波罗游记》、《大中华帝国志》、《中华帝国通史》、《中国人的性格》，这类文本不仅重复确认那个原型，又丰富具体化、历史化那个原型。这些文本大多影响广泛深入，代表一个时代的中国形象。如果我们在20世纪也找这么一本书，无疑就是赛珍珠的《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