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拿起笔来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父权中心文化将她们异化为被创造物的抗拒和颠覆。1938年赛珍珠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一生对父权文化下的妇女命运始终保持敏感，并用手中的笔对她们在家庭、社会中所遭受的歧视和不公正进行了客观的揭示和批判，对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前途进行了展望和探析。虽然赛珍珠不是一个战斗性很强的女权主义者，赛珍珠自己也很少以女权主义作家自居，但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她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表的关于中国题材的小说以及她后来有关美国妇女问题的论述，我们就不难看出赛珍珠在妇女问题上所具有的超前意识。她的实际行动证实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的先行者，她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创作意识。难怪在“授奖词”中，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称：“在她提出的众多问题中，一个最严肃、最忧郁的问题就是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本文拟结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赛珍珠的创作实践，从她个人的成长经历、社会历史影响和婚姻家庭境况三方面，历史客观地探析她的女权主义创作意识的形成过程，以期对她早期的文学创作动因和创作主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一
赛珍珠的女权主义意识的萌发源于她不寻常的童年经历，特别是源于她对父母生活的记忆。从两性文化的意义上说，西方的文化传统是父权制文化传统。《圣经》的《创世纪》宣称，世界万物都由男性的上帝创造，女人由男人的肋骨而生，是男人的被创造物和附属物。亚里斯多德声称，妇女之所以是妇女，乃因其缺少某些品质。圣保罗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只有通过男人才能接近上帝。所以千百年来，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从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男性为主体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被降低成男人的对象，被铸造成了男人的另性，即是第二性的。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战斗的天使》中称安德鲁)一生狂热于在华进行基督教的传教，他满脑子装满了女人从属于男人的圣保罗教义。他选定凯丽为新娘，完全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排除其母亲阻止他到海外传教的一个障碍。当新婚燕尔到达车站开始他们神圣的海外传教之旅时，人们发现新郎只买了火车上的一个座位!这一小小事件从他们婚姻的一开始就昭示了凯丽作为妻子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和她一生将因此缺乏亲密的爱而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的前景。凯丽一生与他共有七个子女，其中四个因他传教的居无定所和亚洲的热带病而相继夭亡。她一生挣扎在思乡、贫困、疾病和时时可能爆发的威胁之中。然而，赛兆祥对凯丽及孩子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从不关注。对他而言，钱乃是用来拯救灵魂的一种力量，每一分钱都只该用于传教，而不是用于食物和衣服。所以他不让凯丽有独立的经济权，连碰一下他的支票簿都不可以。为了凑钱出版他的《新约全书》，他决定克扣家庭的衣食开支、孩子的玩具以及牺牲孩子的教育。像其他传教士一样，赛兆祥仅把凯丽当作能交配、能理家的传教必需品，他从不费神去了解妻子的喜怒哀乐，从不费神从小处关心别人，他只关心异教徒的灵魂拯救。赛兆祥对女人的轻视态度不仅表现在他对妻儿现实生活的漠然冷淡，而且可悲地体现在他对妻子健全人格的否定和对她宗教热情的扼杀。凯丽是位异常坚强而富有创造力的女性。她在苦难中寻觅美和快乐，也给苦难中的人予以同情和关爱。她用音乐、美术、文学的甘泉滋润孩子们孤单的童年，使她们觉得有了母亲便什么也不缺了。在传教团体中，赛兆祥始终是树敌颇多的少数派。每当他陷入困境时，总是凯丽奋力相助才得以迎刃而解。然而，可悲的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使赛兆祥无法理解凯丽聪慧、敏锐和她那闪电式的脑子。他挣扎着与之抗衡，并像其他男人一样开始最恨一个女人比自己聪明。在宗教信仰上，凯丽觉得自己“是个需要担任重大任务的人”。她曾幻想过以完全的、战无不胜的伙伴之情与他并肩工作，分享他的一切工作——读书、谈话、去教堂、商讨布道文……。这才是她离开祖国而要从事的工作!然而她错了。赛兆祥从未想过要在女人身上寻找或追求知识上的伴侣或精神上的理解。他不认为凯丽的建议有任何价值，他不需要没有脑子的女人指手画脚。对凯丽喜欢的赞美诗，他认为过于活泼而不适于宗教礼仪。对凯丽以弹奏方式为他的传教提供的音乐上的帮助，他认为奇怪而无意义。对凯丽的教会工作，他坚持一切必须由他这个上帝的牧师来做最后定夺，因为《圣经》上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凯丽只有通过他才能接近上帝!这位貌似善良的圣徒，以他的狭隘、自私和傲慢，活生生地剥夺了凯丽作为一名女传教士直接寻找上帝的道路。这对同样渴望献身上帝，义无反顾追随他到海外传教的凯丽来说是致命的精神伤害。赛兆祥对女性的不屑和蔑视在赛珍珠身上体现为从不掩饰的厌女症。赛珍珠出生在美国，使父亲在美赋闲两年。对此，父亲毫无顾忌地表露了两年等待完全不值。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也从不装出像喜欢儿子那样喜欢女儿。他是那种天生要生许多儿子的人，这样他就能子子孙孙奉献于基督，完成他拼命解救世人的宏伟大业。凯丽一生中唯一一次在他眼中看到最接近湿润模糊泪眼的是儿子阿瑟的天亡。女儿们的出生或夭亡，赛兆祥表露出明显的无所谓。对她们的所作所为，他持同样不在乎的态度。即使多年后赛珍珠因写小说而功成名就，赛兆祥还是不以为然，规劝她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在这子虚乌有的东西上。对他来说，女儿和妻子都是为了照顾他而存在的，女儿的用处是在妻子去世后继续为他提供一切物质的东西，除此就别无用处了。赛兆祥的厌女症使赛珍珠从小就因性别饱受歧视和不公正。
如果凯丽的遭遇和赛珍珠不幸的童年是家庭性的、个别化的，那么每年一度的传教士聚会则向赛珍珠展示了传教士妻子这一团体因性别而遭受的社会、精神压抑。会上没有一个妇女敢在男人面前高声讲话、大声祈祷或在集会上发言。她们默默地跪在男人们面前，男人们跪在上帝面前，唯有男人才可以向上帝说话。丈夫们在做报告，妻子们只能恭听着，双手在编织着毛线。她们将被遏制的渴望，强烈的意志和内心的盘算统统织进了这针针线线。如果没有这发泄口，她们都可能被憋死。更糟的是一些单身妇女，她们没有丈夫替她们发言，只能将一年的工作写成报告，另请其他男人为之代读。格林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开办了一家很大的妇幼医院和一所护士学校。她单枪匹马夜以继日的奋斗恐怕令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生平都要黯然失色。但每年当她把数以千计的诊例、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手术和被她救活的数以千计的生命写成报告时，也只能请男人代读，然后由他们表决她下一年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如此“普遍性”的男性权力话语完全扼杀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创造力和表述能力，使她们处于极为可悲的精神失语状态。她们被迫保持沉默，或者以沉默表示抗争。富有戏剧性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当这些受压抑的传教妇女意识到内心深处的伤害和不公后并没有绝对地服从，而是产生了一种不可克制的独立意识以及表达自我的愿望。在只有男人发言的会场上，时常可见意欲发言的丈夫被坐在身旁的妻子猛地拉扯住后襟而坐下不语。休斯顿太太可以以她的强悍和能干把丈夫指挥得团团转。甘特太太虽然宣称自己绝对信奉圣保罗学说，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丈夫是被她捏在手心里活受罪的。格林医生则更有高招。她总是脸带微笑地恬静地坐着，权当作休息的好时机。等男人们做完决定，她又回去工作了。她只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而不是男人们的所谓决定。
可以说，赛珍珠的童年不幸地充斥着父亲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的折磨和痛苦。母亲情感枯竭的婚姻和流落异乡的生活给了赛珍珠一个悲剧性的例证。它说明了一个女人屈从于压迫她们的习俗所需付出的代价。一年一度的传教士聚会则从更大的范围使赛珍珠洞悉了传教士妻子团体因圣保罗教义而遭受的社会歧视和精神失语以及她们渴望发言的抗争意识和女性颠覆男权中心文化的可能性。所以孩提时代的赛珍珠极为羡慕当时在位的慈禧太后和中国缙绅家庭中常见的母权内政。她希望有朝一日长大后，也能做个与男人平起平坐，甚至能统治男性社会的女帝王。不难看出赛兆祥的性别歧视直接造成了凯丽艰辛而压抑的悲剧人生，同时也抑制了赛珍珠人格的健全发展。固执冷傲的父亲和孤独痛苦的母亲造成了赛珍珠受压抑的童年，并在她幼小的心里种下了摆脱父权文化统治、寻求独立自由的种子。
二
种子下了地便需要泥土的滋养和雨水的浇灌。赛珍珠在上海的“希望之门”的志愿工作和美国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下文以伦梅女院称之)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后天条件，使赛珍珠的女权主义意识得以茁壮成长。1908年16岁的赛珍珠进入上海朱威尔小姐女校学习英文。学校的寄宿生活，特别是她在“希望之门”做的志愿工作使她有机会接触到无数遭受性奴役、人格贬低和肉体虐待的中国女性。通过与她们交谈，赛珍珠愤怒地注意到，在上海的烟花场里亚洲男人和白人男人是如何成功地跨越种族障碍，联合利用和蹂躏中国妇女的。她在“希望之门”目睹的惨状无疑滋长了她萌芽中的女权主义思想。
1910年9月，赛珍珠进入伦梅女院读大学。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她形成中的女权主义思想以及后来的女权主义创作意识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这里，赛珍珠几乎是平生第一次没有因性别而被贬低，反而受到了鼓励。她后来写道：“我们受到了全面的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丝毫没有表现出我们是女生而非男生”，因为学校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使女生适应某个专门的行业或领域，而是使他们所有的聪明才智得到发展，使她们无论处在何种地位，都能成为更完全的女性。这显然是对赛珍珠从童年起就耳熟能详的“男人爱女人主要是冲着她们能交配、能理家的基本功能”的普遍性男性话语的有力批判。在这里，女生们被不断提醒着，她们至少该有男子一样多的聪明才智，而且，这儿的男士也这么认为。这对赛兆祥的厌女症和女子天生没有脑子的论调是一副有效的解毒剂。在这里，赛珍珠被突然引入一群妇女当中。她们作出的选择完全有别于凯丽和传教士妻子们的忍辱负重或默默抗争。她们将自己看作自己的独立代理人，她们珍视自己的才能，认为她们个人的需求是合理合法的。这使赛珍珠认识到赛兆祥笃信无疑的圣保罗教义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人可以是自由独立的，也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自我设计来改造自身的命运，而不必像凯丽那样一辈子隐忍着成为男人的附庸。在这里，赛珍珠以她的学术成就、各类相应的奖项和选举中的成功，赢得了她美国竞争对手的瞩目和赏识。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她的自信。这对长期目睹母亲的痛楚而无能为力，因自己的性别而感到前途渺茫的少女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人格修复。在这里，学院还保持着自己与国家政治大环境的联系。学院设有参政俱乐部，并邀请知名政界女活动家来院作报告，让她们征集新的支持者。这为日后赛珍珠为《男女平权修正案》奔走效力埋下了伏笔。在这里，伦梅女院像美国大多数女子学院一样，十分强调它们的毕业生的社会责任。正如历史学家芭芭拉·所罗门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女毕业生都有一个典型之处：将眼光放到家庭之外，寻找能证明她们社会价值的工作，寻找能扩展她们效用的途径。事实证明，赛珍珠是她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女子的成功代表。日后，她成为一个试图以作品促进跨文化交流的作家，一个男女平权的响亮代言人，一个争取和平的积极活动家，一个国际性领养儿童机构的奠基人。在这众多的身份下，赛珍珠将自己生命的大部分献给了对个人效用的探索。她用自己的成就证明，女人不是天生只能生孩子，做家务。“是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文化压抑着女性，使她们变得地位低下，而非因为她们地位低下而只配受支配，被奴役。”总之，伦梅女院的生活使赛珍珠重新认识作为一名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她备受鼓舞地重新认识性别与机会、成就之间的关系，使她有幸瞥见了男女关系中较为公正和有人情味的一面，从而激励她以积极的方式摆脱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限制。这一切对她形成中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与女权主义思想发展相伴而生的是她的女权主义创作意识的形成。在伦梅女院，老师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体系给了赛珍珠良好的全面训练，其中包括语言和文学，这为她日后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在这儿，赛珍珠出任了本科生文学杂志编辑，开始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最有趣的一篇是颇具自传暗示的《礼拜时刻》。小说通过一位女传教士宗教信仰的幻灭和努力适应新生活的故事，展示了作为传教士妻子的痛苦经历和赛珍珠寻求精神出路的焦虑。故事强烈地表明赛珍珠已经离开了那个父亲为之奋斗终生、母亲因之痛苦一生的信仰。这显然是在宗教上对父权中心文化的一种反叛，也是赛珍珠尝试摆脱母亲命运的一种构想。此外，伦梅女院集体化的生活拓展了赛珍珠的女性经验。在那里，女生们有关宗教、学习、锻炼、艺术和睡眠的活动都在同一屋顶下进行。朝夕相处使赛珍珠有机会了解美国女性的生活状况和她们的所思所想，而且还使她结识了多位像埃玛·怀特这样互诉衷肠的终生女友。她们一致性的共同体验和赛珍珠中国女友的带有阶级、种族差异的个性体验都从不同的侧面丰富着日后赛珍珠以女性经验为表现对象，以提高妇女觉悟，加强妇女团结为宗旨的女权主义文学创作。应该说，伦梅女院为赛珍珠形成中的女权主义创作意识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说，伦梅女院的影响也是积极为女子创造高等教育的美国社会对赛珍珠的直接影响。数年后，中国社会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不仅从思想意识上巩固了赛珍珠的女权主义发展势头，而且还从文学创作的诸要素上直接引发了赛珍珠的女权主义创作实践。这便是席卷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对这场运动，赛珍珠有着不少亲身体验。首先，精通中文使赛珍珠能够通读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对这场语言论战所暗含的政治意味——攻击儒家思想、高扬民主和科学的价值、主张民众接受教育并参加中国发展进程等观点，她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其次，胡适肯定中国小说的活力和文化原创性的辩护文章极大地激发了赛珍珠研读中国小说的热情，加深了她对中国民情的了解和中国古典文学素养的积累。日后，赛珍珠以中国民众的生活为表现对象，以中国小说的套路来构思自己的故事情节，以及多次以中国小说为题作的各类演讲都可追溯至此。像当时的中国青年一样，赛珍珠不仅爱看小说，而且还开始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创作小说，毫不羞怯地展露内心世界。不难看出，赛珍珠文学创作的白描风格和以抒情见长的叙事和景物描写都与白话文、新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另外，赛珍珠先后在镇江崇实女中、南京金陵女大和国立东南大学的执教经历使她更实际地洞察了中国青年一代的变化。她发现，从诗词歌赋到男女平等，年轻一代在各个论题上和儒家卫道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现代中国的一股新生力量”将释放出“被压抑了许多世纪的能量”，“年青的中国人正试着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赛珍珠将这段时期称为“美妙时刻”和“梦幻时代”。“我感到我的体内充满着他们的热情，我对中国的信念又一次复苏了”。这场文化与政治密不可分的颠覆性文化政治运动企图摇醒沉睡的中华民族，唤起失语已久的中国民众由衷的呐喊。这与青年赛珍珠渴望摆脱父权文化压迫，让压抑的心灵说话的内在需求不谋而合。中国在重塑民族文化，企图维护本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赛珍珠在构建独立人格，力争女性在家庭、社会获得应有的地位。与美国社会的影响相比，中国社会这场文化政治革命对赛珍珠的影响似乎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它不仅从思想意识上强化、巩固了她在伦梅女院形成的女权主义思想，而且在文学创作的主题、风格和范式上为日后赛珍珠的女权主义创作奠定了基础。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赛珍珠的女权主义创作更得益于中国文化和她在中国的生活经历。
三
综上所述，童年的经历、学校的教育和社会历史的变革都对赛珍珠的女权主义创作意识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直接使她坚定地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是她婚姻、家庭的重重困境以及她摆脱这些困境的强烈愿望。
1914年为照顾病中的母亲，赛珍珠重返中国世界。父亲的厌女症依旧，母亲的悲苦则更深了，而儿时的女伴全都嫁为人妻，早为人母。照料母亲的工作已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唯一可逃脱的合理途径便是结婚。于是，像所有男人和女人一样，在该结婚的时候，赛珍珠与来华农学家洛辛·布克相互选择了对方。应该说，这场婚姻是赛珍珠实践女性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父母亲都不赞成布克做女儿未来的丈夫。赛珍珠满足于丈夫的长相不错，并被他道义上的高调和他致力于改善中国民众生活的积极努力所吸引。对母亲的热爱使她不自觉地效仿着母亲的贤慧仁德。父亲的非凡成就也使赛珍珠看到“一个男人过得好，很大程度上得靠他的妻子”。于是，赛珍珠开始为丈夫打印报告、写信、充当口译，布克眼睛疲倦时，她便读给他听。新婚的赛珍珠完全把自己融化在了家庭事务和布克的工作之中。她觉得“幸福地嫁个好人说到底还是女人唯一的生活。当然，女人可以继续以其它东西来充实生活……但就实现生活的满足感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结婚成家了”。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结婚初期的赛珍珠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年轻妻子。作为伦梅女院的毕业生，赛珍珠自主选择了婚姻，但仍将自己看作是丈夫的终身助手，在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中自愿充当附属品。这说明此时的赛珍珠还没有对自己的才智有充分的肯定，她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这是她在父权文化下25年的自我否定留下的持久影响之一，是她渐起的自立感时常被自我怀疑所侵蚀的表现，*也是女性因长期被界定为被创造物而失去了创造机会，对自身的创造力渐生恐惧且无意识地将男性社会价值观内化为自身需求的一种表现。
然而，追求男女平权，追求个人价值和社会效用的女权主义意识好似不死的芦苇在赛珍珠的灵魂深处早已扎下了根。婚后二年半在安徽宿县的生活使赛珍珠无法心安理得地生活而无视中国农村妇女因性别而遭受的恶行。她们被丈夫当作负重的牲畜，被儿子当作奴仆。已被民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缠足在那儿依然很普遍，弄死女婴司空见惯，不知有多少妇女因丈夫或姑婆的虐待而自杀身亡。“中国对待女性的态度使她越来越愤怒”。同时，在小家庭内，赛珍珠的自主意识和种种创造性努力都遭到了丈夫的轻视或习以为常的对待。她痛心地看到布克和父亲在性情和基本价值上有着太多的相似。像父亲一样，布克对女子在男女关系中可能成为平等伙伴的观念不以为然；像父亲一样，布克逐渐被学术研究完全占据，几乎分不出身来陪伴妻女，更不可能对家中的事物表示关注。在对赛珍珠的写作上，布克也是不支持的态度。他想当然地认为赛珍珠理应满足于做一个教授夫人，一个不计酬的翻译和助理研究员，以及一个母亲的现状。她完全没有必要费神去写作。而且，写作意味着她投入家庭、辅助丈夫的精力和时间的减少，这便是赛珍珠的自私。更重要的是，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也日积月累地使赛珍珠和布克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距离。赛兆祥一生追求异教徒的灵魂受救而鄙视身心愉悦，所以凯丽一辈子未见丈夫动过一次真情。布克也总是把自己的工作视为第一位，很少理会妻子的生活情调和生理激情。父母亲有节制的宗教家庭生活和从小接受的孔孟教育都使赛珍珠无法直言这份难言之隐，于是，她笔下最具活力的女性，往往也是最炽热的恋人。她们有不同寻常的才智，也有毫不逊色的爱欲。如《东风·西风》中的玛丽，《大地》中的阿兰，《龙子》中的阿玉，《异邦客》和《我的中国世界》中的凯丽，《群芳亭》中的吴太太等。她们经常在男人手下受罪，因为他们不能满足或根本不知道她们情感上的需求。赛珍珠将自己算在她们之中。同凯丽一样，赛珍珠敏感机灵，认为灵与肉不可分割，且有一颗爱做梦的心。当布克没有对赛珍珠作为一个妻子、母亲、爱人和作家的需求作出反应时，赛珍珠对自由选择的婚姻开始怀疑和否定。婚前意欲摆脱的压抑重又找到了她。想借结婚逃离父权压抑的初衷渐渐落了空。她内心聚集起无名之火。她对布克的科研工作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正如她对父亲布道的价值产生严重怀疑一般。然而她又怕自己的要求是一种不自然的、不合礼法的自我放纵。赛珍珠陷入了彷徨和矛盾的困境之中。
将赛珍珠拉出困境的是女儿卡洛尔的不幸病症和母亲凯丽的去世。女儿卡洛尔不幸患有先天性代谢异常，精神发育迟缓的苯丙酮尿酸症。女儿卡洛尔不正常的发育状况和自己永远不能再生育的事实将赛珍珠推人了恐惧无助的深谷。可是布克依旧沉醉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赛珍珠“哦，上帝!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的呼救漠然视之。女儿的存在好似一个恶兆在时时提醒着赛珍珠作为女人的失败，吞噬着她脆弱的自信心。痴呆无语的女儿加深着赛珍珠作为女人的精神失语和孤独无助，也加深着她摆脱这无法逃遁的现实的渴望。赛珍珠想到了写作。恰在这时，母亲凯丽去世了。母亲临终前的绝望抗争给了赛珍珠一个警示：如果再沿着母亲的足迹走下去，赛珍珠的生命就会像母亲的花园一样荒芜。这是赛珍珠要接受的最重要的教训。作为凯丽的女儿，赛珍珠决心从现在起，而不是像母亲那样到临死才“选择生活中快乐明亮的东西”，她不想继续生活在自我压抑的痛苦中。另外，母亲的死又从反面给了赛珍珠一定程度的自由，使她有机会以反传统的方式去创造一个较为人所知的身份，而不必担心遭到母亲的反对。更为重要的是，写作还可以带来一份额外收入和赢得自主的可能性。于是，在母亲的去世和女儿病症的直接催化下，赛珍珠在停笔近10年之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英国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女人要写作，首先要杀死‘房间里的天使’”。“房间里的天使”就是那种把男人标准内化为自身需求的女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凯丽就是男性规定的女性典型。伦梅女院的教育使赛珍珠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凯丽的形象。从结婚伊始赛珍珠对母亲的不自觉模仿到后来的困惑、怀疑和母亲死后决心对传统的反叛过程表明，“房间里的天使”已经在赛珍珠的心目中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女人想要写小说，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赛珍珠在起居室的一角竖起了一道木屏风，造出了一间小小的临时工作室。屏风微不足道，象征着她渐渐从家庭烦恼摆脱出来。一有可能，她就隐退到她小小的私人空间去写作。至于钱，赛珍珠没有太多。但她在金陵女大和国立东南大学的执教收入已经可以为她雇来佣人，让她一边任教，一边写作，一边完成作为妻子、母亲的其它任务。从反的方面而言，正是为了挣足够的钱为女儿治病，赛珍珠开始了创作；为了挣更多的钱为痴呆的女儿安排好舒适的一生，赛珍珠开始了多产的创作。伍尔夫说，“对于女性来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能够忠实地写出自己的经验就是女性作者******的成就。赛珍珠创作伊始就选择了亚洲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这正顺应了女权主义创作在主题上的要求。赛珍珠公开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东风·西风》的上篇《一个中国妇女说》，仅其题目本身就是一次绝对的女权主义断言，概括了赛珍珠要为无声的中国女性发言的先锋式愿望。在塑造桂兰这个有尊严、有原则、有良好判断力的中国女子形象时，赛珍珠摆脱了男性的和西方化的创作视角，而是采用受中、西父权文化双重压迫的女性视角，这与同时期几乎所有其它的亚洲题材的西方作品相比，是一次首创。另外，赛珍珠在表现亚洲时，无疑也受到了她性别的影响。东方形象曾被明显女性化，常被人以女性人称指代。赛珍珠大胆地否定了这个带有侮辱性的等号。对她来说，无论是亚洲还是女性，都不代表“另类”。相反，赛珍珠在叙事过程中严格按照桂兰的观念和亚洲人的标准去审视男人，审视西方世界，产生了极为成功的陌生化效果。如此对父权文化进行诙谐幽默的批判效果显然比唇枪舌剑的对骂胜上几筹。赛珍珠一直生活在中、西两个世界中，熟知两种父权中心文化在歧视女性上的共同之处，也就能寻得有效途径进行积极的抗击和反叛。可以说，赛珍珠的女权主义创作意识是在她反抗中西父权制文化的压抑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孕育于母亲凯丽因父亲赛兆祥执著于圣保罗教义而备受压抑的悲剧人生和自己因父亲的厌女症而备受压抑的童年，在伦梅女院的男女平权教育和反帝、反封建、反性压迫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蓬勃发展起来，并沿着赛珍珠以满意开头失败告终的婚姻曲折前行，最后在女儿的不幸病症和母亲的愤然离世的催化下，如旭日喷薄而出。就其诞生时间来说，它先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近40年，因而极具超前意识和先锋派风格；就其范畴来说，无论是英美女权主义文论还是法国女权主义文论都无法加以涵盖。它以中西文化为底蕴，集中西两个世界女性的苦难于一体，对大一统的男性中心文化进行了抗击。它是跨阶级、跨种族、跨文化的，因而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抗争和颠覆更具普遍性和历史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