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是一九三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使赛珍珠扬名于世界文坛的首先固然是她的中国题材小说，但地在其文学生涯中，也留下了包括传记在内的其他文类方面的珍品。事实上，她获诺贝尔奖，乃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获奖评语)。从这一评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赛珍珠在传记写作方面的功力和成就。
具体而言，获奖评语中提及的赛珍珠的传记杰作指她为母亲写的《流放》(The Exile，1936)和为父亲写的《战斗的天使》(Fighting Angel，1936)。除开这两部他传，赛珍珠还曾分别于1954年和1962年推出自传《我的中国世界》(My Several Worlds：A Personal Reord)和《渡桥》(A Bridge for Passing)。笔者拟在本文中讨论赛珍珠的第一部自传，因为它在其价值上表现出多重性的特征，特别是具有比较文学以及比较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其余各部容另文再作研讨。
韦勒克、沃伦指出，虽然在作家的传记和作品之间存在着许多平行的、隐约相似的、曲折反映的关系，但如果认为传记具有特殊的文学批评价值，则似乎是危险的观点。他们反对把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关系视为简单的因果关系。他们的提醒无疑是正确的，值得我们深思。不过，诚如有的传记文学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传记作家往往是一些对传主的生活环境及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极为熟稔的人，这些传记大都能为人们提供更直接、更准确的各种信息，帮助人们理解传主学术成就及思想实质。这就是说，传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家的身世、经历，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即所谓“时势”、“时世”，从而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中就有“知人论世法”。《孟子·万章下》有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知其世也。”辩证地看，这一方法的运用，不仅可行，时常还能获得较好的效果，而且，研究一些阅历丰富、思想复杂的作家，在很大的程度上，“论世”还常常是难以逾越的先行步骤，尽管研究者不能就此打住，忘却了回到文本上去。
现在来看赛珍珠的这部作品。首先，和通常的传记作品一样，赛珍珠的《我的中国世界》也能帮助读者(包括研究者)加深对其人其作的理解。这是她的这部自传同于一般传记(含自传)的一个方面。与它们相异的是，由于赛珍珠的特殊性，其自传在这方面的价值要更大些。
我们说赛珍珠有她的特殊性，因为虽然她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但她在襁褓中就被身为传教士的父亲带到中国。虽然此后她为求学或其他事务几次回到美国，但她终究还是在中国度过了她的前半生。她与中国人朝夕相处，与底层人民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熟悉中国社会的风土人情。除了对书本外的中国世界的熟悉，赛珍珠还曾潜心钻研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她译就并出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1933，即《水浒传》)广受西方读者的青睐，并在西方流传至今。再则，赛珍珠一辈子都在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工作，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了解赛珍珠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种种特殊性，是理解赛珍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我们认为赛珍珠有其特殊性，还因为，长期以来，赛珍珠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她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在中国引起非议，人们坚信中国题材的小说最好还是由中国作家来写，方能写出真实的样子来，在中国六十年代组织的对赛珍珠的批判中，她被斥为“猫头鹰”、“反动文人”、“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等，其中当然有时代的烙印。赛珍珠在美国也曾受到长期的冷落和排斥，甚至被逐出美国作家之列。毫不夸张地说，赛珍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沦落为没有归宿、生活在夹缝里的“弃儿”。要全面、客观地了解赛珍珠，而不是出以简单论其事，笔者以为，主要要从大处着眼，看她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她所能担当的中西文化交流有无贡献，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展开研究，这样才能还她一个本来面貌，至少是接近本来的面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中国世界》提供了让我们了解赛珍珠的一种可能。当然，我们还要考察赛珍珠在其中是如何认识、把握以及展示自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参阅其小说和其他非小说作品，以印证赛珍珠自传中的主要思想。
笔者在阅读《我的中国世界》的过程中，看到她的异常丰富的阅历、她观察生活时的敏锐和理解生活时的卓识，因为她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经历或游历；同时，她在这里也为我们记录了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风云变幻，使我们得以如自传中译本主译尚营林在“译序”中所说的那样，“从另一个侧面、另一个视角去观察近百年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另外，赛珍珠还穿插地发表了她对中外文化名人、政界显要的看法。我们了解到．她阅读了狄更斯．谈论海明威、福克纳、德莱塞。结交刘易斯；她赞胡适，谈鲁迅，评徐志摩，她推荐林语堂，结交梅兰芳，帮助老舍、曹禺，保护王莹、谢和赓。赛珍珠通过对这部自传所提及的人物及其作为人物背景的事件所作的线性安排，重构r她的几个世界。因此，赛珍珠的自传在帮助我们认识她本人、了解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两个方面体现出其特殊的史料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赛珍珠在其中国题材小说代表作、长篇三部曲《大地》中，对中国农民生活作了丰富真实的史诗性描写，表达出她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形象思考。赛珍珠为什么写又怎样成功地写出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我的中国世界》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答案。
赛珍珠在自传中告诉我们，她每到一处新地方，首先要做的事是扎下根来，与当地的人民打成一片，决不以自己的黄头发蓝眼睛把她与外界隔离开来。赛珍珠与美国农学家布克结婚后，便和丈夫定居安徽宿县，就此进入了一个中国农民的天地。在那里的五年间，赛珍珠到过许多地方，结交过很多朋友，她“走进白人不曾到过的家庭，访问千百年来一直住在僻远城镇的名门望族。坐在女人堆里，从她们的聊天中熟悉她们的生活”。赛珍珠在那里呆的时间越长，她就越了解农民。她感到，“穷人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钱挣得最少，活干得最多。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最后，赛珍珠把走访农家视为她寻求生活真实的途径，在农民中间，她认为她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
在宿县．赛珍珠接触最多的还是妇女。由于赛珍珠自己是个女性，这些中国妇女愿意向她吐露心声，诉说烦恼。在与中国妇女的大量接触中，赛珍珠对她们地位的低下有深切的了解，对她们品质的坚韧由衷地感慨．在她看来，中国妇女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着比男人更坚强的意志力。
赛珍珠有着这样的亲身经历，对中国农民怀着这样的强烈情感，她日后创作了农民史诗《大地》。这无论在作者本人还是她的读者眼里，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大地》中，她抓住了中国农民王龙与土地须臾不可分的关系，写出了他执着的土地意识和强烈的子嗣意识。土地和于嗣是王龙的两大生存支柱。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性格的熟悉，能也能成功地写出王龙这个中国典型农民在厌妻娶妾的堕落中所渐渐产生且越来越强烈的负疚感。另一方面，如果从自传中了解到赛珍珠对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熟悉和同情，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妇女的地位问题是赛珍珠代表作烈的印象了。这就说明，我们能借助于赛珍珠这部自传。清楚地找到她的小说创作的源泉与动力。
其次，《我的中国世界》对于我们了解、归纳赛珍珠的文学观(尤其是小说观)及其逐步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就她的文学创作理论所要进行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渊源学上的价值。当然，这也是研究一个作家的一个不可或缺又饶有兴味的层面。
笔者曾经结合赛珍珠的《我的中国世界》及其小说创作，对她的小说观的渊源作过一番考察．认为中国小说的观念与实践对她小说观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处不再赘述。笔者希望强调的一点是一种文学传统对浸润其中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制约性。赛珍珠在中国小说的民间性和通俗性的文学传统中长大，这对她日后决定为普通的人宗旨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国小说使她立志为普通百姓写作，她在《受奖辞》中说；“如果他们有一百万人读他们的杂志．我愿意我的小说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而不想在只有少数人读的杂志上发表。”赛珍珠《大地》畅销欧美，主要是因为它成功地向西方读者再现了旧中国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为普通人提供了认识中国的基础读本．赛珍珠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本身是中国式的，她按照中国小说的路数写出了成功地走向世界的小说，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小说魅力犹存。赛珍珠写作的年代恰是欧美现代主义勃兴的年代，但是．她却并未追求“现代技巧”，迷恋“探索性”。这能给中国当代作家以不少的启迪。赛珍珠作品的读者一定能发现它们不只是超越了对中国小说的模仿，因为赛珍珠从小就在中国小说世界里留连忘返、陶醉其中了。赛珍珠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提醒中国当时的青年作家，只有把自己新产生的激情灌注到写自己的民族上，才能摆脱模仿，因为她发现，当时的“自以为是现代人的中国青年心中燃烧着一种无名的激情，他们既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又雄心勃勃。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没有东西可写，他们与传统决裂得太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根基，接受西方文化又太快，也太肤浅．当他们写作时，也就只能是模仿。”赛珍珠在写作这部自传时，饱含感情地回忆说．她早期写《大地》时，“故事是久熟于心的，因为它直接来自我生活中种种耳闻目睹的事情，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正是为自己直到今天仍热爱和景仰的中国农民和普通百姓而积郁的愤慨，驱使我写下了这个故事”。赛珍珠在这里透露出她写作成功的又一个原因。
从以上的介绍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像赛珍珠这样的横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作家，其自传除开帮助对作家作一般意义上的了解外。还能为研究者对该作家的思想、观念作渊源上的研究提供材料和线索，尽管不是全部的材料和线索，因为自传具有回忆的性质，难免存在着无意的讹误或有意的掩饰。
再则，《我的中国世界》也能帮助研究者考察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及其原因。我们注意到，赛珍珠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在书中不断强调她与中国朋友的情谊，声称她在一个双重世界长大——白人世界和中国人世界，在中国人世界里，她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赛珍珠自认为早已不是洋人了，有时，她又感到自己既是白种人，又是中国人。她在自传里回忆说，她时常为中国人辩护，特别担心美国人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犯下罪行；她视中国为第二故乡，认为自己的根深植于中国大地，她回美国后还怀疑过自己作出回国的选择是否明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赛珍珠写广播剧，希望促使中美双方互相交流，互相鼓励。在广播剧《中国至美国》(China to America，1944)和《这个世界顶得住吗?》(Will This Earth Hold? 1945)中，赛珍珠提出了加强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一些想法。一九四一年，赛珍珠创立了旨在促使东西方加深相互了解的东西方协会。@赛珍珠的这些努力表明，她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名维护和平与人道主义的斗士。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从这部自传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赛珍珠在诸多方面的矛盾。虽然她希望替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说话，但是，她又时常不辨是非地为美国辩护、开脱。例如，她说美国没有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没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但她承认美国参与了镇压义和团的运动，而且，英国强迫中国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时，美国也跟着获利，等等。事实上，美国参加了镇压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并和其他七国一起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不争的史事。又如，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赛珍珠可谓批评中含有惋惜，惋惜中藏着幻想。她批评蒋介石不为强大的人民谋利益，批评他的无能无知，但她反对共产党执政，并希望她班上的学生共产党员不遭逮捕，以给予他们得到挽救的机会。还有一点，赛珍珠在自传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作为白人的优越感。她在上海的朱厄尔小姐的寄宿学校里做慈善工作时，面对西方沦为妓女的妇女，不能理解她们竟也像中国妇女那样，走上这条绝路。此外，自传中有一个细节，一九三一年，长江泛滥成灾，但赛珍珠居然把汪洋水面视作审美对象，大发赞叹：“尽管洪水祸害无穷，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我还是不由得为它那富于野性的美而感叹。坐在紫金山山顶，极目眺望，但见水天相映，浑然一色，顿觉身处缥缈之中。”这岂不是幸灾乐祸。即使是审美，其心态也只能通过悲剧快感理论中的恶意说来解释。赛珍珠自传中的这些例子。连同她对新中国的明显敌视，以及她在麦卡锡时期的极端反共，使她在中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的中国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帮助人们了解中西文化沟通者应具备的素质，以便加以培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赛珍珠逝世后的悼词中称赞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赛珍珠能够成为中西文化的沟通者，首先是由她童年时的环境促成的。她属于传教士父母的美国世界，从小又一直置身于东方世界。童年的她就不忘与人交流、沟通。她说．如果她当时比其他白人有更多的优势，那是由于她一直住在中国并真正生活在他们中间，而决非局限在本族人的狭窄的圈子里。赛珍珠十岁那年，家里为她请了孔先生作为家庭教师。孔先生使她从小就明白，应该把地球上的各个民族，无论她知道与否，都看成一个大家庭内的不同成员在孔先生教她的同时．赛母则严格按照美国的课程设置来辅导她。双重教育自然扩大了她的视野，也使她的英汉双语能力迅速提高，赛珍珠说起汉语来跟中国孩子一样流利地道，而且，她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钻研了许多中国文学名著。由于兼英汉两门语言，她顺利译出《水浒传》，道地的译文受到西方读者的嘉许。她虽然想译《红楼梦》终因诗词太难而未果，但是，《红楼梦》对其小说如《闺阁》颇有影响。除了语言、文学方面的修养，赛珍珠还兼备其他方面的素质。这些皆能从自传中见出。
赛珍珠在一个多元世界里长大，特别是父母亲是基督教传教士，虽然她没有继承父业，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了她的个性。她胸怀宽广，贯穿她的思想观念及文学创作的基调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她在东西方双向交流方面身体力行，做出了许多实绩，起到了双重媒介作用。由于赛珍珠和她一度帮助过的中国作家林语堂一样，具有“亦耶亦孔、半东半西”的文化性格构成，她在《我的中国世界》中不时就中美文化的诸多方面作了比较，而且常常一语中的。她指出东西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不是为了拆开东西方，好像是应合吉卜林说的东西方难免是“永远碰不到一块儿”的话，而是为了互相尊重，由交流而达交融，直至天下归一。尽管赛珍珠的这一愿望即使现在看来离开实践之日都还很遥远，但它终究是美好的。
以上笔者就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的几重价值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实际上，这几点价值是有交叉的，把它们分开纯粹是为了讨论的便利。而且，这里也仅就其内容上的意义作一介绍，没有涉及本书写作上的特色。这样做，也是希望首先注意赛珍珠的言论，这本书的价值主要也约略在此。斯特雷奇认为写作传记一要保持相当的简洁，二要维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对照这两点标准，《我的中国世界》有明显的不足。赛珍珠在这部自传的写作中把回想起来的往事巨细无遗地照搬进来，读来便嫌冗长啰嗦；同时，由于本书的特殊写作年代，赛珍珠有所顾虑，略去了她对新中国的敌意、她在麦卡锡时期的反共等。客观地说，当时的她是难以保持心灵上的自由的。虽然赛珍珠在这方面的偏差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却削弱了这本自传的历史价值。不过，已经有人指出，“实际上比较文学的背后，总离不开文化的比较，而讲到中西文化的比较，赛珍珠的书应该是必读。”笔者想强调指出的是，“赛珍珠的书”包括也应当包括这部并不完整的自传，因为它是她的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具有多重价值的组成部分。
（译文原载《外国文学》1997年第2期．第68～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