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选编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出现在国内外报刊上的、由中国人撰写的关于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的评论文章。
大体而言，赛珍珠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至今。
（一）
赛珍珠的创作始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末。但在十年的时间内，她就成了美国乃至全世界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一问世即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并且，在一九三八年一举摘取了为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赛珍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国为题材的，所以，在三四十年代，她是我国文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她的小说一面世即被译成中文。仅在十余年间，她的作品中，《大地》至少有七个译本(包括节译本)。译者分别是：伍蠡甫(上海黎明书局，1932)、张万里等(北平志远书店，1933)、胡仲持(上海开明书店，1933)、由稚吾(上海启明书局，1936)、马仲殊(上海中学生书局，1934)、罗致(重庆新中国书局，1934)凌心渤(上海经纬书局)。《儿子们》至少有三个译本，译者是：伍蠡甫(上海黎明书局，1932)、马仲殊(上海开华书局，1934)、唐允魁(上海启明书局，1941)。 《分裂了的家庭》(或译《分家》)至少有两个译本，译者是：常吟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唐长儒(上海启明书局，1941)(在文学刊物上译介该书的没有计算在内)。《爱国者》至少有四个译本，译者是：戴平万等(香港光社，1939)、哲非等(上海群社，1939)、朱雯等(上海美商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1939)、钱公侠等(上海古今书店，1948)。《东风·西风》至少有两个译本，译者是：郭冰岩(南京线路社，1933)、唐长儒(上海启明书局，1940)。《母亲》至少有两个译本，译者是：邵宗汉(上海四社出版部，1934)、万绮年(上海仿古书店，1936)。另外，赛珍珠当时的其他主要作品也都被译介成中文。
那时，国内众多的文艺刊物都介绍了赛珍珠及其作品。由上海文学社编辑、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杂志(创刊于1933年7月1日)，在第一卷第五号上的《文学栏目》上，刊登有四幅《赛珍珠重来中国》的照片。同期还刊有胡仲持写的《（大地)作者赛珍珠重来中国》的文章，并有赛珍珠的小说《新路》(何达翻译)。上海的《矛盾月刊》在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一期的《革新号》上，列有《勃克夫人肖像》一幅，并有庄心在的文章《布克夫人及其作品》。上海《女青年月刊》一九三四年第十三卷第三期为《妇女与文学专号(特大号)》(编辑顾问为谢冰心)，在《介绍》栏目里，有雨初的文章《(大地)作者勃克夫人》；同期有厚生的文章《现代世界女作家》，其中谈到“美国”的女作家只有两位：史沫特莱与赛珍珠。在《研究》栏目里，有《我的创作经验谈》一文，收入七位女作家的笔谈，其中有赛珍珠的一篇(由南枝译为中文)，其他六位为： 庐隐、凌叔华、王莹、白鸥、欧查与冰心。上海《文艺月刊》一九三三年第四卷第三期与第四期的《文艺情报》栏目中，均有布克夫人来华的报道。
纵观三十年代的文章，我以为这一时期的评论具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对赛珍珠的评论非常注重文本分析。无论是褒扬赛珍珠的，还是贬抑她的，都是从文本入手，进而说明自己的观点的。如：江亢虎对赛珍珠的批评。他批评赛珍珠的《大地》过于执著于“下流社会里中国人的特性与缺点”，并且，他认为赛珍珠的细节描写是不其实的。主要列举了“招魂”、“泡茶”、“送葬”等例证予以说明(由于江亢虎的文章是用英文在国外发表的，加之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身份，所以赛珍珠给予了反驳。正由于此，我 将赛珍珠对江亢虎的答复附录于后，以期读者可以听听两方面的意见。而赛珍珠对江亢虎的答复，是迄今为止见到的赛珍珠针对中国学者的评论所作的唯一的反应)。再如：伍 甫独辟蹊径，从“管制”入手，分析了威权意识、孝以及爱，进而探讨了中国传统家庭以及社会的统治秩序。正由于注重文本分析，使得许多作者对赛珍珠作品中的优劣，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胡风指出的缺陷之一，认为赛珍珠“对于农村的经济构成是非常模糊的”便令人耳目一新。之所以当时众多的评论者注重文本分析，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我想在于多数评论者就是赛珍珠作品的翻译者。而这是后来的多数赛珍珠研究者所无法具有的长处。第二由于注重文本研究，使得这时期的文章开掘深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伍 甫的文章在分析威权意识时，还探讨了威权意识在男女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女子的美德，以受制于男子的威权为主相，可是这美德的代价也不轻，得抹杀了一切自我，才能实现。”这种对赛珍珠作品中的男女平等权利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 赵家壁将黄龙(王龙)喻之为“初民”(primitive man)是适当的，也是令人信的；而雨初文章的价值在于：他从风格、题材、结构、人物描写与写作的态度几个方面探讨了赛珍珠的创作。我个人尤其喜欢作者对赛珍珠风格的分析，他从《大地》与《圣经》的“字句用法和文法的构造”上，举例说明两者的相似之处，从而见出赛珍珠所受《圣经》之影响。第三，纵观这一时期的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赛珍珠的评论分歧是相当明显的。胡风的文章《（大地)里的中国》起首便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在中国生活了二三十年的女性作家，对于中国农村是怎样观察的?农民底命运和造成这样的命运的条件，在她的笔下得到了怎样程度的真实反映?第二，这本书在欧美读者里的惊人的成功，是由于她的艺术创造底成功呢，还是另有原因?”这样敏锐的问题实质上触及了对赛珍珠及其作品如何评价的关键。围绕这两个问题，我们就能看到当时对于赛珍珠的认识与评论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赛珍珠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以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描述是否是其实的？反映的真实程度又有多少？赛珍珠在世界文坛一举成名，原因究竟何在?而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赛珍珠研究中是依然无法回避，也是依旧要加以深入探究的。”
对于赛珍珠是否其实地反映了中国以及中国农民的命运问题，在当时便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持否定态度的一方以江亢虎为代表，他的批评，就是认为赛珍珠描写失实与过于夸张。茅盾也写过《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一文，文章分四节，他说：“第一节我告诉美国的读者，他们从赛珍珠的《大地》等小说中看到的中国农民和农村，是被很大地歪曲了的。”他还说：“正在英勇地担负起历史任务的现代中国农民，和《大地》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丝一毫相像的！”而有些学者则基本上肯定并承认赛珍珠的描写是反映了中国(至少是部分)的实际状况的。伍蠡甫说：“《儿子们》自然不比水浒、红楼的伟大，它确把捉了现代中国的几个剖面，描写之又渲染之。”庄心在认为：“布克夫人的作品大都以中国农村社会为背景，善于剪裁，妙于运用，结构文笔，两臻俱佳。”在这其中，胡风的观点是深刻纳，更引人思索：“即使从现象上看到了‘穷苦愚昧’，但如果找不出它的来根去路，在理解上就免不了错误或歪曲，在艺术的创造上也就不能够达到真实了。”
大家争论的焦点似乎更多地集中在：赛珍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而这种反映带给西方人的印象是怎样的?庄心在认为，“大体上布克夫人至少已做诚恳客观的态度把中国的情形给于西方以较正确的姿态，这一点，在复兴民族过程中的中国人民，是应当感谢的。”赵家璧对赛珍珠的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她的小说是自马可。波罗以来真正改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真实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与现状的文学作品。他说：“许多写中国小说的人所以失败而勃克夫人的《大地》所以获得世界的——连中国的在内——赞美，就为了前者单描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勃克夫人已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茅盾则认为，“《大地》的作者虽然自以为是站在没有偏见的纯客观的立场，然而她对于许多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痛苦和要求是不了解的，因而她这部书并不能提高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胡风在承认“赛珍珠女士对于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是相当熟悉的”基础上，也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
对这个问题，赛珍珠氏已有个辩解，她说：“我希望外界能了解我的，就是我所写的书，并不能代表全部分的中国，我，在我的书里，并不希望能表示出整个的中国民族来。我不过是就我所经验的、所知道的写出来，这一点，不过是只能代表中国的一小小部分——我个人所能领赂到的一部分而已。从根本上说，假若说有什么人能了解整个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事，也是可笑的事，何况我就没有这样的本意。”从这一番自我表白，可以看出赛珍珠的苦衷。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也可以感到当时中国学者对于她的希冀有多么大，而这种希冀在赛珍珠看来则是她所承担不起的。
对于赛珍珠的一举成名，这一时期有个较为流行的看法，那就是：没有中国作题材，赛珍珠是不可能有当时的巨大成就的。如胡仲持就曾指出：“赛珍珠的文学生活的成功，固也由于她那卓越的天才，坚苦的功夫，然而，倘使她不是从小到中国来，熟悉了中国内地的农民生活，只能拿外国的风物来做她的题材，那么在小说家辈出的欧美，恐怕未必能够享受到今日这样的盛名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的幸运大半是她在她的作品里给写照的中国农民所给予的。”这时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赛珍珠的创作，对于中国人是没有价值的。又有人对于赛珍珠在西方的成功不以为然：“其实，一些平常故事和神话的轻描淡写，在中国早已是听不胜听，外国人不过把它视作奇迹罢了。”这种对赛珍珠的认识在今天依旧是存在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将赛珍珠成功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异国情调”，或者拿中国题材来赢得声誊，未免使问题简单化了。
这个时期的评论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对赛珍珠的态度是友好的，对她的介绍与评析是客观的。那一时期的介绍文章，大都对赛珍珠表示出了友好的态度。如：厚生在谈到赛珍珠时说：“美国还有一位杰出的女作家也是很值得中国女青年膜拜的，那便是赛珍珠女士。”而评论文章大都是有好说好，有不同意见往往是直言本讳。如黄蜂就在褒扬作品的同时，指出了小说的不足之处。
这一时期的评论，我认为：有理、有据、有节。然而，或许是由于年代久远、材料难觅的缘故，在以后，尢其是八十年代至今的赛珍珠研究中，这一段历史似乎被人淡忘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高度，甚至有一些是我们至今想做而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的。
（二）
及至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西方处于“冷战”状态。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政治上的对峙之中，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歧见，造成赛珍珠对新中国的一些误解。而这种误解也是双向的，因此，赛珍珠成为了我国文艺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靶子之一。这一时期的评论文章，由于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所以对她的评论是完全以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的，其结果不言自明。
历史地看，六十年代的批评，既受当时特定历史的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同时，我认为，也与三十年代的批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不过六十年代的赛珍珠研究走向了极端而已。实际上，在三十年代的文章中，对赛珍珠的写作与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关系的批评已经初露端倪。如：胡风的文章，在指出赛珍珠创作的缺陷时，就明白无误地谈到，“吸干了中国农村血液的帝国主义，在这里(指《大地》)也完全没有影子”。但是，这里没有后来六十年代的极端。作者的结论只是，“这就完全让传教士的观点代替了艺术家的对于真实的追索了”。
我想指出，即便是从纯学术的角度讲，以这里所选的文章为代表的“政治批评”，也并非是没有意义的。这其中蕴含着民族自尊心、阶级情感、特殊的历史背景、迥异的文化语境等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这些文章的作者，我同样怀着深深的敬意)，值得加以深入的研究。我想，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顺便说一句，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对于不同意收入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的作者，我在感到遗憾的同时，也表示理解。
我一直以为“冷战”时期的文章，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帝国主义”与“文化”和“侵略”的问题，在后现代的今天，已经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问题，在东西方的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论，但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赛珍珠的创作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问题，尤其是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将会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遭受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压迫与欺凌，这使得我国的学者与读者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相当看重与在乎的。这样的民族情感是无可厚非的，同时也是值得敬重的。在赛珍珠研究中，研究者难以回避这个问题。我甚至认为，对她持赞扬与否定的双方，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切入，进而得出各自的结论的。在赛珍珠研究领域里，赛珍珠是否具有殖民主义的思想意识？其创作思想是否表露了或是隐含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意图?这些问题值得学者们加以深入的探讨。
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我国对于跨越两国甚至多国文化进行创作的作家的研究与评论，尤其是对跨越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作家的研究，如：赛珍珠、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我国有胡适、林语堂等，似乎还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点。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大，赛珍珠这个被喻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人桥”的作家，重新引起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视。198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三部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首次出版赛珍珠的巨著，其意义是重大的。不久，1991年1月，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了“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重新评价了赛珍殊的作品及其创作思想，肯定了赛珍珠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1992年，镇江学者刘龙先生主编了《赛珍珠研究》一书，其中“录有1991年1月在镇江市召开的************次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资料及国内新闻界广泛报道”。该书对我国的赛珍珠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赛珍珠研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研究成果之多，探索之深入，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超过了前两个阶段的总和。这一时期赛珍珠研究的成就与特点已经有多篇文章谈到，我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我想特别提到一点，那就是：八十年代以来的赛珍珠研究，其******的成就在于基本上扭转了国内对赛珍珠认识上的全盘否定的倾向。这以 国内权威的辞典、辞书与教科书改变对赛珍珠的评论态度，开始一种客观的评价为标志。这在过去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当前的赛珍珠研究正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她的作品正在逐步地被译介过来，评论也在高度与广度上现出特色。我相信，赛珍珠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因为，赛珍珠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这个评论集着重选编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各个方面的、 以各种不同的批评方法解读赛珍珠的评论文章(无论褒还是贬)，以期给读者提供一幅全景图，从中可以了解中国赛珍珠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现状，并可大致看出其未来的走向。
全书的评论文章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综论》、《小说》、《传记》、《赛珍珠与东西方文化》与《翻译》。三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文章由于数量相对较少，所以，没有进行分类。
我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来选收有关文章的：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独创性，但更重要的是具有那一个时期伐表性的严肃的评论文章。介绍性的文章一般不收。需要指出的是，本评论集尽可能地收入了三四十年代评论赛珍珠的文章，一些资料现在看来是很珍贵的，如本书第一次将叶公超、陈衡哲在1931年用英文发表的评论赛珍珠《大地》的书评译为中文。从目前研究资料来看，这是我国最早评论赛珍珠作品的两篇文章。另外，鉴于三四十年代的资料不宜查询，本书还收入了一些当时报刊上的有关赛珍珠的消息与报道，放在《附录》中，供读者参考。另外，有两位外国人所写的赛珍珠评论文章，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们是康永熙与谢尔盖耶娃，我将他们的文章也收进《附录》中，以供读者参考。本评论集的每一部分大致是按文章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的，据此，读者可以窥见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赛珍珠研究的发展轨迹。
我以为，赛珍珠在中国的“命运”一直同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交流与冲突相伴随。赛珍珠研究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至今还是个需要也是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课题。
当然，任何选集都反映了编选者个人的思想与偏好，其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诚恳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我也期待着赛珍珠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